1946年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是一个重要且极具历史意义的节点。当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到半年，内战如火如荼展开，军队正处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部队编制进行调整，战区重新划分，因而高级指挥员在履行职责时所承受的压力远超抗战期间。在此年度内，我军有七位高级将领相继离世。这些将领的牺牲原因多样，既有因空难致死者，也有因病在指挥岗位上离世者，甚至还有在战场前沿及后方因遭暗杀而逝者。无论其离世方式如何，结果均一致：军队在亟需经验丰富指挥员的关键时刻，失去了重要的领导力量。
在逝世的七位将领中，叶挺、罗炳辉及关向应的职业经历和职务背景，使得他们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讨论中成为重点考量的对象。彼时，对元帅人选的评定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人民军队创建阶段的重要领导者或参与者；二是土地革命时期，主力红军的军团级或方面军级指挥人员；三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的主要指挥官。基于这三项标准分析，叶挺、罗炳辉与关向应在各自的贡献与成就上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或抵达元帅的评定门槛，然而在其他方面亦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叶挺的历史地位清晰且独特。作为北伐时期独立团的团长，他所指挥的部队后来培养出大量的开国将领。在南昌起义中，叶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在广州起义时则是红军总司令。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的军长。这三段经历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代表了我军的核心指挥力量与领导能力，反映了其在部队建设与作战指挥中的重要性。同时，罗炳辉和关向应也在各自的岗位上表现卓越，展现了显著的战略指挥能力。 熊猫体育
综上所述，1946年我军七位高级将领的相继逝世，尤其是叶挺、罗炳辉和关向应的离去，不仅意味着经验的缺失，也为军队在面临重大转型期时的指挥系统带来了挑战。研究表明，这一人事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部队适应新战斗模式的进程，对后续的军事决策与战略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